2020年10月1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，这一天我走进了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，参加 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工作总结暨启动仪式会议，开启了我在青海的法律援助工作。

我自幼在西部农村长大，深知偏远山区的群众对法律服务期盼的心情。每次办理援助案件，总会被受援者寻求法律帮助时的无助、迷茫，到权益得以维护时的喜悦、发亮的眼神变化而触动。现在，法律援助终于成为我执业的全部，我在心里轻轻地说了声——我来了。

经过近5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了服务地——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。在这里，到食堂用个早餐，当地人走路只需10分钟，而我就得30分钟。尤其是爬楼梯，每上一个台阶都是气喘吁吁，说话也是上气不接下气。清晨起来，鼻腔里都是血。来到室外，一阵阵凉风吹来，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寒意彻骨，但是我心里始终是兴奋的、暖暖的。

到兴海的当天，我就接受了第三天早上开庭的援助指派。顾不上旅途劳累和身体不适，我便开始阅卷、会见，一直工作至第二天凌晨两点。此后，顺利完成了出庭辩护任务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的付出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。

县委领导同志指着八零后、九零后的当地法律服务人员对我说“带好孩子们”，这句话直震心扉，这是家人般的嘱托，我深深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肩上的重担。从此融入到了当地生活，工作也有序开展起来。

在工作过程中，虽然有大学生志愿者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翻译，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被不断重复、解释，原本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咨询解答，却需要一个小时、甚至更长的时间。经过沟通我了解到，问题在于当地工作人员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上存在欠缺，也了解到当地群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。由此，我深刻认识到“传帮带”工作和法治宣传的重要性。我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课程计划，向当地相关工作人员讲授法律知识、办案经验、办案方法，帮助他们提升业务能力，实现由“输血”向“造血”的转变；开展送法进校园、进村庄、进社区、进机关、进寺院的普法活动，为群众讲解法律知识。

在学校给师生们讲完普法课后，学校领导拉着我的手说“侯律师，真心希望您下次再来，也给学生的家长们讲一讲”。慢慢的大家对我又多了一个称呼——老师。

一年的服务期就要届满了，兴海县司法局和同事们诚恳挽留，希望我能继续为兴海县提供法律服务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工作正常进行着，谁料在正月十五前夕，我父亲去世了。那一刻，父亲生前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——“孩子，你在青海怎么样？还适应么？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就安心工作吧。”

上一次父亲病重住院，我第一天晚上从青海回来在医院陪伴，第二天晚上就被父亲催促着登上了返青的列车。这一次，父亲病重时却不愿去住院。事后，妻子对我说：“老爸是怕你操心，担心影响你按时返回青海。”

在代理一起75户经济困难村（牧）民与开发商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时，我通过走访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证，了解到因水电站建设而需移民安置，开发商迟迟不能交付房屋，村（牧）民居无定所。为此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，开发商在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，将毛坯房进行交付，并表示如果村（牧）民不同意，那就解除合同。村（牧）民不满开发商的行为便逐级上访，矛盾日益激化。

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，多次奔波于兴海县和共和县之间，与村（牧）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，告诉他们要相信政府、相信法律；与开发商进行沟通，让他们明白作为营利法人应当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，承担社会责任。

由于长时间的奔波，我的腰部出现问题，经常疼得直不起来。大学生志愿者对我说，“老师，您去医院看看吧。让村民们来兴海，您就可以少跑些路。”我说“75户村（牧）民啊，从共和到兴海往返不容易，还是咱们来回跑吧。”

历时40个工作日，行程3千余公里，最终为村（牧）民争取到了136万元的补偿款，住房问题得以解决，矛盾得到化解。

转眼之间，又一年的服务期届满了。司法局领导对我说“留下吧，再干一年”；省司法厅领导对我说“你是政府和群众喜爱的律师，留下吧。”同事们也对我说“老师，留下吧。”

在这里，有门合等革命先辈洒下的热血，有为民族团结而无私奉献的党员群众，有为祖国法治建设而奋斗的志愿者，有时刻关心律师生活和工作的各级领导同志，和他们在一起是光荣的、是自豪的。

看着那一条条圣洁的哈达，听着那从“律师”转为“老师”的称谓，我知道这包含着一种信任和尊重。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中，我早已和这里的人们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有幸来到大美青海，与皑皑的雪山、清澈的河流，湛蓝的天空、淳朴的人们相伴，把法治温暖送到这里，我人生无悔。

受身体情况所限，为了能继续践行法援工作，2022年，我被安排到了云贵高原，在贵州省凤冈县提供法律援助。

虽然地域不同，但求助者的境遇总是相似。绥阳镇玛瑙村有位80多岁的村民钱某，早年丧妻，晚年多病，五个子女都不想赡养他。钱某来申请法律援助时说不清子女们的具体住处，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信息。我们就去村上、到社区四处打听，经过多方了解和查询，终于查明了钱某五个子女的基本信息，帮助钱某在法院立了案。调解时，钱某的子女们依然表示不想赡养父亲。

开庭后，钱某用浑浊无助的眼神望着我说，“侯律师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我立刻叫住转身就要离开的钱某子女们说：“这是生养你们的父亲，你们今天必须要确定由谁带老人回家！”也许是我愤怒的吼声，止住了他们的脚步，长子接走了钱某。最终，钱某的赡养问题得到落实。

三年来，亲友和同事的支持，给了我翻山越岭的勇气；善良朴实的人们对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，给了我一往无前的动力。我接受咨询818人（次），代书336份，法治宣传受众2000余人，“传帮带”授课178次，办理各类案件170起，非诉化解矛盾23件……

2023年6月，我圆满地完成了援助任务。在未来的征途中，我将再接再厉、全力以赴，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。

【作者：侯领群，陕西永佳律师事务所】

来源：《中国律师》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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